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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法学教义考证的学者很早就指出。

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及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法制建设成了当务之急。由此可见，从逻辑顺序(这一顺序乃观察立法史和理论史而来)上说，具体法律关系的出现必定以其相应的法律制度的存在为前提。

据此，他进一步推出否定性的关系(即无权利—无义务、无权力—无责任)不是法律关系的观点，并总结认为只存在两种基本的法律关系：即权利(claims)与权力(power)。(46) (二)都可以约化为权利义务吗 霍菲尔德的法律关系与权利理论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将法律话语中混乱无序的权利概念概括为极具逻辑性的几组概念(即权利以及其对应和相反状况)并作成两个清晰的图表。倘若我们不承认人祖是亚当和夏娃，一若不承认康德哲学是法律关系理论之基础。(22)在此基础上，齐卡拉还对法律关系的构成提出了自己的另一番见解，认为法律关系包括主体与法律秩序两个要素。在齐卡拉看来，解决该问题的唯一途径是将法律关系视为主体与法律秩序之间的关系。

(75) (三)在中国的继受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法制建设进入全方位向苏联学习的阶段。(23)同前注(21)，第224页。不论做定性还是定量，都需要进行理论解释。

他在研究中也做这样的努力，曾提出过不少概念。人类学注重长期的田野调查和参与观察，形成民族志写作。例如，法官责任制度的三种模式、公检法三机关的流水作业模式，等等。实际上，左卫民在定义法律实证研究时也指出：所谓法律实证研究，本质上是一种以数据分析为中心的经验性法学研究。

基于法律数据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做定量，而定量分析需要遵循提出假设、分析、验证的科学研究过程。例如，瞿同祖用法律儒家化来解释中国古代的法律。

另一方面，做中国研究如果过于关心中国发生的新问题，没有方法论自觉，似乎也难以形成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简言之，做实证研究的最低要求就是要有经验感。但有经验感的研究并不能等同经验研究。实证研究要做跨学科研究，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统计学，而需要借助社会科学来形成更为坚实的研究传统。

做实证研究到底追求的是表达上的独一无二，还是实证研究传统的形成。法社科意义上的个案研究也并非必然就是实证研究。这种经验感的获得，一方面是来自于个人经历和体悟。陈瑞华的这一主张可能深受黄宗智的影响。

在这个意义上，研究者不是通过做社会热点话题来形成实证研究传统，而是更多地将研究方法一以贯之来形成实证研究传统。但并非有数据的法律研究就可以成为实证研究。

4.回到社会科学 要对真实世界进行定性理解和定量把握，就需要回到社会科学的传统。有学者尝试做这样的努力，但目前更多回到规范性论证的实证研究，是在最后提出一些规范建议或法律修改建议，更像是对策研究，有画蛇添足之嫌。

一旦形成方法论自觉，研究就可以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串起各个部门法的问题。在正名之后就可以以言行事，有效甄别哪些研究不是法律的实证研究，明白什么是好的实证研究，从而助力形成中国法律的实证研究传统。如果是定性研究，就需要对某一个地方或某一个案件的当事人、律师、法官或利害关系人等进行访谈和回访，需要关注案件的审理过程、司法影响和社会影响。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4期 进入专题： 法律 实证研究 。理论与经验用语相对，因此笔者将混同使用实证研究与经验研究用语表述。在做定量之前，需要实地观察并熟悉个案。

在这个意义上，实验并不能取代实地调查。这种方法论自觉并非要建立实证研究或法社科研究统一的方法论，而是说我们在研究每一个问题时，必须要思考所使用的方法是什么，方法的运用是否得当。

法律的规范研究与法律的经验研究正好代表法律研究的两大传统。只有准确使用中文的实证一词，才有可能恰如其分地以言行事，有效地区分哪些并非法律的实证研究，从而做出好的实证研究。

例如，法律实证主义的研究会被称为实证法学，但现在有不少学者用实证法学来指称法律实证研究。除非是对大量案例进行统计处理或模型分析，总结法条的实际适用状况，而非追求对法条适用的规范性论证，才可以称得上是实证研究。

尽管存在法社科研究偏好定性、实证研究偏好定量的区别，但研究从来都是定性和定量研究的结合。在法律研究的更多场合，称为法律的经验研究也是合适的。左卫民也是将法律实证研究界定为以法律实践的经验现象作为关注点，通过收集、整理、分析和运用数据，特别是尝试应用统计学的方法进行相关研究的范式。在用语正名之后，就可以细致甄别哪些研究并非法律的实证研究，明白什么是好的实证研究，从而助力形成中国法律的实证研究传统。

这种现象集中体现在目前法治评估指数和指标体系、司法文明指数等相关研究。第二，对发现的事实进行因果关系解释。

二是做实证研究的最后，是否需要回到规范性论证。三、个案能做实证研究吗？ 在法律研究中，当我们讲个案研究（case study）时，通常是指两种类型：一是主流法律教育中的案例分析，法解释学尤为注重案例研究。

在思考问题意识时，再去寻找合适的方法来解释。当然，即使是所谓客观数据，如果样本量不够，或者进行了人为操纵、没有大量的经费投入作为保证，仍然存在失真的问题。

例如，在司法的实证研究中，至少有政治科学和社会学研究进路的分野。但晚近以来，做实验成为法律实证研究的一种重要方式。从经验研究中直接创制出新的理论，这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大多数经验研究是做不到的。这种基于田野调查基础上的个案研究，目前以贺欣为代表。

具体来说，需要注重以下几点： 第一，关注事实的丰富程度。追求实证研究的理论解释，并非一定要创制出新的理论范式。

这里所说的假数据，并不是指研究者主观上故意造假，而是由于问卷设计的问题主观成分大，受访者会因各种制约因素而很难表达出真实想法。而在那个阶段，成凡的研究表明很多研究只是在用社会科学包装法学，还算不上是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

甚至公认做得好的法律规范研究，研究者的经验感也是很强的。以此作为参照，很多看似做实证的研究其实是做对策研究，或者说好听一点是做政策研究。